📰 最近消息
真正的问题是算法驱动的成瘾内容生成机器，应该被管控的是科技巨头，不是如何更牢固地掌控平民，并且还要耗费更多的资源去开发净网产品做这件事。科技巨头又有活了呢。
“让女性融入父权社会比质疑社会本身更容易；允许少数女性占据权力与支配地位，比质疑社会生活是否应围绕等级、控制和支配等原则组织更容易；允许少数女性上升到公司管理层的高度，比质疑人的需求是否应取决于以支配、控制和竞争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更容易；允许女性从事法律工作，比质疑将敌对冲突作为一种解决争端、实现正义的模式更容易；允许女性参加军事战斗，比质疑人们对战争的接受度，质疑与之相伴随的父权制的男性力量和英雄主义的形象被用作国家政策的工具更容易。提升部分女性的地位，为她们鼓掌，始终比面对文化上的厌女更容易，这种文化上的厌女从未远去，只要有人想打击女性，让她们安分守己，它就是一种人人都可取用的工具。”——《
关于肯尼亚代写，根本是现代教育的问题。没有那么多人应该去写论文。没有那么多可写应写的东西，用有限的生命制造数不清的学术垃圾。人不应该把最宝贵的时光挤挤挨挨浪费在现代学校一层层与大地隔绝的房子里，把流动的生命锁起来。这太荒诞了。
一个跳脱“二战后国际秩序”“程序正义”之类伪善白男政治哲学框架的思路
德勒兹追溯了判决在神学和法学中的起源，并指出判决是如何通过“债”的逻辑将生命禁锢在一种永恒的从属状态中。德勒兹认为，只要“债”的逻辑还存在，任何法律改革都只是在调整还债的利率，而没有真正释放生命。废除判决，本质上就是要废除那种“生命欠法律一个解释”的假设。
“非场所”(non-place)出自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吉(Marc Augé)的《非场所：超现代人类学入门》(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一书。非场所与传统意义上的“场所”相对立，源自“空间”和“地方”的划分。空间是流动的场所，是流动个体的集合。在传统的人类学定义中，场所至少具备三个基本特征：场所的认同感、与人的联系性和历史性(Augé: 52)。那么，非场所就是不具备这三个特征的场所(77-78)，如超市、机场、车站等，旅行者在这些场所中穿行而过，却没法与这些场所建立联系，而且此类场所也缺乏认同
非场所的空间既不创造单一身份，也不创造关系，只创造孤独与比喻。那里没有历史的空间，除非它已经转化成一个景观元素（通常在用典文本中）。支配那里的是现实，是当下的紧迫。